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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巴飛彈危機中，最關鍵的一幕，就是當甘迺迪政府面對蘇聯先後傳出意涵完全相左的不同訊息時，在無從即時求證的外在壓力下，認為這是赫魯雪夫面對蘇聯政治局所必須做出的動作，因而決定選擇相信傾向和平的關鍵訊息，而忽視態度強硬的恐嚇訊息。
甘迺迪總統的這一個關鍵選擇，最終使得古巴飛彈危機得以循外交斡旋與隱性承諾雙重途徑解決，終使整個危機和平落幕。
當然，後代世人一直研究的是，冷戰時期如何在不完全訊息動態賽局下做出這些攸關人類存亡的決策。
或許是當時領導者的智慧，或許是電光火石的一念之間，或許是幕僚群們審慎縝密的佈算，或許只是單純的運氣。但是，自Thomas Schelling以降，多少博奕賽局經濟學家們所致力的，就是試圖在人類這個地球上極少數會不斷試圖互相毀滅的生物身上，找尋得以繼續生存繁衍的理性依據。

南海白皮書透露和平訊息
日前，在劍拔弩張的南海仲裁過程中，儘管中國在整個仲裁案上採取否定與不參與的態度，同時在結果揭曉之前大動作的進行南海軍事演習，但是在國際仲裁庭結果宣布的不到24小時，北京政府迅即正式發表南海白皮書，明確定調中國仍將「堅持通過談判協商解決爭議，堅持通過規則機制管控分歧，堅持通過互利合作實現共贏，致力於把南海建設成和平之海，友誼之海和合作之海。」
而後，在中國社會一片反美的民族聲浪中，突發的台灣導演戴立忍被換角事件。原本看似只是一件社會網路輿論層級的單一事件，卻在中國網民齊聲撻伐了幾天之後突然峰迴路轉。
除了是台灣民眾發起的「向中國道歉」活動得到世界各大媒體報導迴響之外，外傳共青團及與中宣部在所屬勢力自南海爭議以來，不斷蓄意煽動升高的中國民族主義，顯然已經偏離單純作為國家意識宣傳的本意，而涉及北京政府暗潮洶湧的權力鬥爭布局。
的確，如果把幾件事情串在一起解讀，面對即將到來的北戴河會議，與明年度的中共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日前突然頒佈的《中國共產黨問責條例》，將是延續習近平整肅貪腐，解決前朝派系遺毒，與跨接傳聞已久的中國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的重要利器。

民族主義議題轉移內部壓力
而在中國政治局勢轉型的嚴峻時刻，選擇在南海與諸多事務上的峰迴路轉，無非是在尋求民族主義議題以轉移內部焦點壓力，但卻又不傷及中國過去幾年好不容易尋求國際社會接納認同，並且登上國際政治舞台的耕耘努力下的均衡。
南海議題的迅速降溫，不僅是在中國海權實力未豐之前的韜光養晦，而是在面對中國內部經濟成長趨緩，甚至必須面對經濟冷卻所衍生的政治動盪之際，整個一帶一路經濟戰略已經不只是中國向外擴張的戰略企圖，更甚至可能成為中國共產黨繼續穩定統治的維生臍帶。
而在未來一帶一路的布局上，中國仍然必須仰賴太多與周邊諸國的經濟貿易談判，甚至相關衍生糾紛的國際仲裁，這些都不是單單在南海議題上逞一時之氣可以換來的。
回到台灣立場，如果未來幾年，中國領導人必須面對如此內憂外患的變革困局，台灣在面對中國議題上，要怎麼建立自己的步調？
從這個角度來看，蔡英文政府迄至目前為止的冷溝通政策，其實是現階段合理且符合雙方立場的最適選擇。
但是這個作法潛在的風險，一是在於北京政府是否能有效管理中國內部保守反動勢力不斷升高的施壓態度，一方面把台灣議題作為轉移焦點的工具，卻又不致於讓對台統戰事務的績效成為反對派謀權鬥爭的藉口。

隱性勾結，避免擦槍走火
其二是在於單一突發事件的處理，在當前缺乏官方管道的冷溝通現況之下，對於包括近日火燒遊覽車事件的後續處理。除了在事件本身的處置之外，台灣如何與北京習近平當局達成有效的隱性勾結（tacit collusion ），避免包括極端輿論擦槍走火的雙方壓力，進而建立後國民黨時代的彼此信任，甚至彰顯台灣政府之於北京政府的存在價值，這是熟稔博奕賽局的蔡英文與精通對台事務的習近平所必須發揮智慧的。
當然，在關鍵危機的時刻協助習先生，未必可以讓台灣得到相對應的善意回報。但是尋求共贏不是放棄立場，如果在關鍵的時刻過分情緒化的堅持台灣主張，而讓中國保守反動勢力得以藉口內鬥而重新奪權，面對的是一個脫離現代化路線，難以對話與不可預測的中國，更不會是台灣之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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