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魚凱 照片來源／信傳媒資料庫
前幾天，跟一位立委助理討論關說這件事，他說：「如果明文禁止人事關說，最高興的是我們這些一天到晚做選民服務的助理啊！這種事情超麻煩的，去講，造成行政部門的困擾，不講，又要找一套理由推掉。」
關於近年公部門士氣低落的原因，其中關鍵是：想做事的人難做事，會做事卻不如會做人。
105年2月，行政院院會通過《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修正草案，把公職人員與關係人的定義範圍擴大。將政府機關秘祕書長、機要、政府出資公民營事業、財團法人高層、立委與議員的助理等都列入其中；並且對「利益」範圍重新定義，除了財產上的利益，非財產的利益如「喬人事」，包括任用、聘用、約僱、臨時人員的進用、勞動派遣、升陞遷、調動、考績等人事措施，也被納入公務員應迴避範圍。若公職人員關係人請託關說被判決定讞，罰鍰額度是三十萬元以上、六百萬元以下。
公務員應避免喬人事
但這個修正草案並未在立院三讀通過，於是當天聊天的立委助理很無奈的說：「好可惜沒通過，所以還是得繼續接受這種選民服務」。
人事關說這件事，有時還蠻難認定，要直接證明「因為A打了通電話，所以B就錄取了誰」的直接關聯性，很難，某種程度上屬於自由心證，除非被關說者主動承認；即使如此，關說者也可堂而皇之的說，我是推薦人才，不是關說。因此，先前政院提出的《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修正草案中明確界定立委與議員的助理不得「喬人事」，阻擋看不見黑手堂而皇之介入行政部門，非常重要！
不過，有點淡淡的哀傷的是：過去的台灣社會，將關說當作常態。只要成功關說過一次，便很容易上癮。台灣人常常一邊罵：「法律都是有錢人在玩的」，但遇到切身相關的事情，還是會很想「找人去說一下」。關說文化，讓認真做事卻不願意找關係的人看在眼裡，感到無奈，優秀的人才經歷種種不合理後（例如：有巴庫卻沒大腦的人變成長官），難免會氣餒與消沉，轉念後將心力投向他方。
關說是一種關係的延伸，即使原本沒關係，透過「我幫你關說，所以你欠我人情」的綁樁，政客在每個位置擺上「有關係」的人，這些人連成一氣，成為派系。不過，派系養成是政治人物玩的，絕對不該將派系遊戲伸進文官系統中。政治任命的政務官對政策負責，而常任文官則對行政負責，這是「政治─行政二分」的主張。
「有關係」的人連成一氣就成派系
「政治─行政二分」的原因，就是不希望行政受到政治的干擾，造成專業判斷的偏移。不過，台灣文官系統號稱行政中立，但實際上卻有許多看不見的手在操控。藉由掌握文官的調動及升遷，來區劃出我類∕非我類的族群。握有政治權力者，將手伸進文官系統；藉由人事關說，形成近親遠疏的圈圈，派系文化於焉形成。
於是，懂得玩關係的人留下，不願參與的人離開，派系一但建立，就容易形成內鬥內行的組織文化。鬥爭的現實，逼著戰將只有兩個選擇：被鬥倒走人，或是轉身內鬥變成贏家。倖存者不是權謀者，就得變身成權謀者，結果必然犧牲的是能力與競爭力；另一個影響是，已不問是非，事情還沒開始談，就先預設立場，只要是非我族類的提案，心理上就排斥；某種程度上，這造成了台灣政府的橫向連結一直斷訊。
跨域合作，必然要放低身段，放下本位主義。現在民進黨全面執政，應該妥善利用這個局勢，打破派系文化，並且讓行政回歸專業決斷，減少政治力的干預；並且在新時代議題上，政府必須採用更彈性的制度導入人才，對前瞻性領域（網路金融、智慧城市、防災調適、能源改革...）的人才開放政府大門，才能有效提升政府活力，提供產業升級的動能。
破解關說文化，彈性選才
小英總統選前強調要打破派系，上任後任用許多非典型政治人物，可見其努力。很明顯的，政治惡鬥了十幾年，經濟衰退、產業困頓，台灣已全然沒有內鬥的本錢。要谷底翻身，唯一能做的，就是合作，讓對的人到對的位置。
但要怎麼讓人才願意進到政府，坐到對的位置呢？如果用現行的考選制度絕對行不通，不妨讓特殊屬性的機關自辦徵才，像一般公司採推薦函及面試的形式選才。不過，話又說回來，以台灣這麼愛關說的文化，一旦透過面試甄選，機關首長又得面臨各方莫名的關說壓力。
要解決這樣的問題，必須推動《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的修法，讓民代、民代助理、機要等涉及人事關說的罰則提高；二來，要清楚定義關說的要件，並且有健全的舉報管道，讓行政部門接到關說時能勇敢的拒絕，不怕因此被刪減或凍結預算。只有破解關說文化，台灣才能創造出彈性的選才模式，才能杜絕政治介入行政的干擾。
台灣要變好，原則很簡單：讓好人能做好事、尊重專業、跨域合作，其他的問題就會一一破解。但說來簡單，做來困難。第一步，先讓關說文化退場吧！台灣沒有本錢內鬥了。打破派系，才有合作的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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